在譯幫翻譯的印象里，中國文壇的國際化程度已經超過了英國。連續10年，中國年均新版譯著上萬種，《堂·吉訶德》、《紅與黑》等外國名著的中譯本竟超過20個……這是否剃頭挑子一頭熱呢？

在國外，從事中文翻譯的多是大學教授。這些較為精通漢語又熱愛翻譯的學者往往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中文，向本國傳播優秀的中國文化，但他們也面臨著學術、經濟以及輿論環境的壓力。

一.日本翻譯家的困惑

譯幫翻譯舉例:“戰后日本的中國觀發生了分裂：對古代中國無尚崇拜，卻對現代中國存在誤讀。”日本翻譯家安藤陽子說，在日本，翻譯中國古典作品的人被尊稱為漢學家，可以得到從副教授升至教授的機會；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則不被重視。那些翻譯家，想改善日本的中國觀，卻只能在業余時間做翻譯。

“由于政府的變動很多，社會不太安定，書店也不景氣，都要出版暢銷書。” 安藤陽子說，翻譯環境不好，導致一些作品的宣傳錯位。莫言的書在日本的發行廣告中就被包裝成黃色圖書。

她也翻譯過一本中國當代文學作品，起初被不少出版社以“不賺錢”為由拒絕了，最后找到早稻田大學的校長，他看過后說，即使不賺錢也要出，“只要有意義”。該書出版后獲得了日本出版文化獎，此后該校開始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。

為了能安心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，安藤陽子和其他現當代文學翻譯家也會翻譯一些古典作品。“只要有一本研究古典作品的書，就不會挨罵。”

在日本還出現一種翻譯現象，干擾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準確傳播。有些日本文學家，雇中國留學生把漢語譯成日語，再根據這些模糊的日語推測原文的意思，然后重新寫成一篇小說。就這樣，一句漢語不懂的作家們正大光明地出版翻譯作品。“盡管他們的意圖很好，但我覺得這絕對不是一種好做法。”安藤陽子說。

二.英國翻譯家的尷尬

譯幫翻譯舉例:作為歷史系教授，藍詩玲只能在教課之余翻譯中國文學作品。讀博士時，藍詩玲翻譯了韓少功的《馬橋詞典》并走上翻譯之路。至今她已經譯出了韓少功、朱文、閻連科等人的多部作品。

藍詩玲說，英語世界比較排斥外文翻譯作品。每年英美兩國出版的外文書籍只占市場份額的2%左右，法國和德國則分別是27%和13%。

每周有兩三天，藍詩玲都會乘火車從居住地到倫敦講課，火車上的45分鐘是她僅有的中文小說閱讀時間。她說如果自己完全自由的話，就可以大量地翻譯。“英、美的學術界是很看不起翻譯的，認為這對學術沒有任何貢獻。”藍詩玲略帶無奈地說，如果把時間過多地花在翻譯上，就會被同事質疑，讓校長生氣。

即使有翻譯時間，選擇翻譯作品也是個問題。由于缺乏必要的圖書推介和數字共享資料，國外的翻譯家很難了解到中國當代文學的動態。藍詩玲找到的幾本小說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。

了解了中文作品，聯系上中國作家也是個漫長而艱辛的工作。這一點，中國作家李洱深有體會。他的小說《石榴樹上結櫻桃》被德國翻譯家夏黛麗選中并譯成德文，暢銷德國，也成為2008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送給溫家寶總理的小說之一。但起初夏黛麗找了許多朋友，繞了不少彎兒，直到半年之后才將越洋電話打到李洱的手機上。一位意大利翻譯家在四處打聽李洱時，得到的多數答案是“我不認識李洱，保證中國沒有這個作家”。此外，譯幫翻譯深表當前國內文學代理人行業尚未得到規范，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國翻譯家和中國作家之間的合作。

三.應鼓勵外國翻譯家關注中文

為鼓勵更多優秀作品“走出去”，譯幫翻譯認為給國外中文翻譯家設立基金非常有必要。“中國圖書在歐洲被列入特殊需求的書，只有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才會買。想象中市場很大，實際上很小。因此很多做介紹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都默默無聞。我們要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持以及精神的獎勵。”

“國外有很多鼓勵其他國家的人翻譯本國著作的做法，值得借鑒。”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葉雋博士介紹，2009年，法國借用中國翻譯家傅雷之名設立“傅雷翻譯出版獎”，以獎勵中國年度翻譯和出版的最優秀法語圖書。2004年，德國設立“文學之家—德嘉銀行獎”，由德嘉銀行每年提供2.5萬歐元獎勵給對傳播德國文學和科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國外翻譯家。2008年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曹衛東獲得這一獎項。

“有的國家已經意識到翻譯的不可或缺并采取舉措。在挪威，翻譯者的名字和原作者一起出現在封皮上，而且這本書每被借閱一次，翻譯者就會得到翻譯費外的相應版稅，由此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價值，受到尊重。這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問題，也反映了一個國家是否認識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。”譯幫翻譯說。

所以譯幫翻譯表示，如果能有相應的資助行為，可以鼓舞翻譯者們對中文作品翻譯投以更大的熱情。

譯幫翻譯愿與中國翻譯行業一起，在高端翻譯人才的培養和提高等方面共同努力，讓我們的翻譯事業薪火相傳，不斷進步！